这些传说不难于考证，总之苗族中大规模通用的苗文不曾见过。柏格理在石门坎建起学校后，要进行教学、传教活动，最大的困难是语言障碍，他深感无文字之苦，正如苗族同胞在《朔源碑》中写到：“我们苗族没有见书四千年了，读汉书难极了，比什么都难。”柏格理本人除认真学习苗语，还想为苗族创立文字，用苗文进行教学。1905年，石门坎苗族知识分子杨雅各、张约翰、王道元、张武、和汉族知识分子李斯提文、钟焕然等，在英国传教士柏格理的倡导下，以黔西北及滇东北一带大花苗的发音为标准，采用苗族服饰的某些图案、物象及某些外国拼音形体字，设计了一套“大花苗苗文拼音字母”（又称“老苗文”、“波拉字母”、“框格式苗文”）。这套苗文制成后，立即在光华小学教学中进行试教。结果是，学习者只须三个月就基本上能读和应用，半年左右即能熟练应用。不少苗族学生和群众学会后，用这套苗文来记事、通信、记录苗族历史传说、民间故事和民歌。时至今日，这套苗文与解放后改进滇黔川方言的新苗文，同时在三省边区苗族中流行。石门坎苗文是历史最长，影响最广，作用较大的一次苗文创制活动，这套文字帮助苗族提高了文化地位。石门坎苗文曾传遍乌蒙山区，最远传到滇南文山、红河地区。云贵川边境苗区许多苗族同胞能通读苗文《平民夜读课本》。据说，乌蒙山区三分之二的苗族由此扫盲。平民教育帮助苗族摆脱了因文化落后遭受的民族歧视。当时，威宁苗族人口中受现代教育的人口比例超过其他少数民族，也超过汉族。
三是传播西医科学事业。 苗族医药起源很早。西汉时，苗医苗药已很闻名，西汉刘向《世说新语》载：“我闻方之为医者，曰苗文，苗文为医也，以营为席以刍为狗，北面而视，发十言耳。诸扶之而来者，举而来者，皆平复如故”。《中医史话》载：“苗夫------是苗黎的巫师。苗族古之医药，因多次迁徙，又无文字记载，仅靠心记和口传，相当宝贵的药物分类和施治方法相继失传，继承和保留者很少。苗族民间医生不设摊行医，病人上门求医或请去家里行医。药方为中草药。如朱明升、朱明荣、张义芳、陶惠珍（女）等人，用中草药能医治骨折、关节炎、癫痫、肝炎、消化不良、咳嗽、狂犬病、子宫脱垂、闭经、血崩等病症。苗族西医始于1905年基督教传入之初，即以为人治病施药作为一种重要的传教手段。不少传教士（特别是女传教士）在其国内就接受过护士学校的学习，就连柏格理虽不曾学过医。因掌握一些西方近代医药知识，亦为人治病送药。因当时乌蒙山区麻风病患者为家庭不容，为社会排斥，甚至被人诱杀的社会问题，柏格理先著文揭露，在引起世界麻风病总会的关注并汇款资助后，他即着手筹建麻风病院，并在建院之前，购买粮食布匹，按月发给麻风病患者。在他死后，1919年，继任人英国传教士张道惠和苗、汉传道士杨雅各、张武、钟焕然等在石门坎开办了麻风病院，并于1921年开始收治病人，这是贵州境内第一所麻风病院。传教士在治病施药时，往往要向病者及家属宣传卫生知识。柏格理不仅在乌蒙山区第一个“种牛痘”预防天花病，他还每月抽出一天为人接种牛痘，每次接种200余人。还从苗族传教人员中挑选部分人员进行培训。此外，在宣讲教义和上课时，也对信徒和学生宣讲医药知识等。如宣传沸水消毒、避免与病者接触，不要生食、不要喝冷水，外伤要包敷等卫生知识。第四、生活习俗方面 苗族人民的神鬼观念较深，认为宇宙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鬼神，他们崇拜自然，崇拜人造物，崇拜祖先，以为神灵具有人力不可抗拒的力量，无论求医、求财、求福、求子等等，都乞求于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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