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的中国，内忧外患，满目疮痍。首先觉醒的中国人以各种方式，探寻着中国救亡图存的道路。
大山深处的贵州大地，也有不少先进的贵州儿女，也先后集合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奉献出自己最宝贵的生命。他们的曲折经历，尽现了复杂离奇的社会变迁。
早在20世纪20年代，马列主义传人中国不久，贵州便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共产党人。其中，有党的创始人之一的邓恩铭，有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王若飞，有马列主义翻译家周达文，有洪湖赤卫队的创建人之一周逸群，有著名红军将领旷继勋，有上海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龙大道，有北方左联党团书记段雪笙，有解放军上将杨至成等等。
坚信马列、投身革命的还不只是进步青年，还有许多社会贤达也倾向共产主义，为革命作出了宝贵贡献。譬如黄齐生先生，他41岁时还组织王若飞等到法国勤工俭学，与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交情深厚，一生为革命奔走，直到1946年4月8日与王若飞、叶挺等同机遇难。
遵义的蔡光举，本来是主张“科学救国”的，在厦门大学攻读理工专业，受了革命思想影响，投笔从戎，考入了黄埔军校，在讨伐陈炯明叛变的“东征”中英勇牺牲，被誉为“黄埔之英”。
赤水的袁咨桐，从小即随黄齐生先生在外地求学，1930年在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师范读书，因支持革命活动被捕，杀害于南京雨花台，就义时年仅17岁，被誉为“少年英烈”。革命思潮在贵州的影响广泛而且深远，从这些贵州革命先烈身上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
陈靖是1936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他写过《红军不怕远征难》、《金沙江畔》等长篇小说，又创作了大型传记文学《贺龙传》。
这位出生于贵州瓮安的苗族将军，在晚年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从1986年9月开始，用了21个月的时问，走完了当年的五条长征路，行程3．6万千米。他经过实地考察，又作了周密的研究，在谈到“八一”南昌起义时，特别提到“三千子弟兵，八百贵州人”。他的话，使我们注意到一个被人忽略了的问题，那就是贵州籍军人在南昌起义中的地位和作用。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用血腥的屠杀来消灭革命势力。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为了挽救革命的失败，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
参加这次起义的有两万多人，实力最强的是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其次是叶挺领导的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和周士第领导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的一部分，还有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导团。
起义前成立了中共前敌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成员。前敌委员会任命贺龙为起义总指挥，叶挺为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主持参谋团。将起义部队整编为三个军，贺龙兼任二十军军长，叶挺兼任十一军军长。第九军的军长由贵州安龙人韦杵担任，他原先是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九师师长，倾向革命。
贺龙的部队与贵州有深厚的渊源。
他早年“两把菜刀闹革命”之后，便在湘黔川边境活动。担任川军第九混成旅旅长时，部队就驻扎在贵州铜仁，在这里他收编地方武装，招收士官生，扩军二千余人。
1926年进行北伐战争，将黔军编为五个军，贺龙的部队纳人黔军系列，编为第九军第一师。第九军军长是彭汉章，国民党的党代表兼军政治部主任是彝族民主革命的杰出代表贵州人安健。他忠实地执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造成了有利于革命活动的政治环境。
共产党员周逸群是贵州铜仁人，早就与贺龙有交往，北伐时他是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的宣传队长，组织了一支有30多名共产党员的宣传队。当宣传队来到湖南常德时，组织上决定将他安排到第九军工作，担任贺龙的第一师政治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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