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名单于庚子鼠年立夏的2020年5月5日下午公布，中国文物报社和中国考古学会联合宣布：陕西南郑疥疙洞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皇城台、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甘肃敦煌旱峡玉矿遗址、湖北随州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新疆奇台石城子遗址、青海乌兰泉沟吐蕃时期壁画墓、广东“南海I号”南宋沉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十个项目当选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国家文物局局长宋新潮对澎湃新闻说：“2019年度重要考古发现众多，竞争激烈，专家们对重要考古发现的学术意义取得比较统一的认识，入围项目的选票结果相对集中。十三五期间，国家文物局已经设立了‘考古中国’重大研究项目，并批复了夏文化研究、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等项目。以考古实证中国5000多年文明发展历程，科学地揭示中华文明历史文化价值和核心特质，坚定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据了解，五一期间，“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终评会与观众“云相见”。因为疫情的原因，这是三十年间第一次以网络会议的形式召开年度考古发现的终评会。最终入围的2019年度二十个考古项目将于5月1日到5日每天下午15：30-17：30举办线上终评会。前四天每天下午汇报评选五个“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是从最终入围的二十项考古发现中遴选而出，而它们也是一千多项申报项目中的佼佼者。

　　本次入围项目关涉早期人类遗址考古发现，如5月1日的直播中汇报的五个入围项目：陕西南郑疥疙洞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浙江义乌桥头遗址、黑龙江齐齐哈尔洪河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皇城台；有丝绸之路上重要位置如新疆奇台石城子遗址、甘肃敦煌旱峡玉矿遗址；有陶器、青铜器、瓷器等文物遗存丰富的山东滕州大韩东周墓地、

广东“南海I号”南宋沉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江西赣江新区七星堆六朝墓群；有能够满足大家对于早期贵族生活的好奇心的湖北随州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和浙江安吉龙山越国贵族墓园；还有名人效应明显、因而受关注的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大型陪葬墓等。

　　澎湃新闻也专访了国家文物局，就最终入围的二十个是用怎样的指标来选择的这个问题，国家文物局局长宋新潮谈道：“按照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章程的有关规定，每项考古发掘必须履行报批手续，取得国家文物局批准。在发掘过程中，必须依照国家文物局颁布的《田野考古操作规程》进行考古发掘，保证考古发掘工作规范性、发掘工作的科学质量，发掘过程中注重科技手段的应用、多学科的结合、重视发掘现场的保护等。考古发现的内容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条所规定的「历史、艺术、科学三大价值」，并在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发展上具有新的内容、新的认识和新的突破。2019年度重要考古发现众多，竞争激烈，专家们对重要考古发现的学术意义取得比较统一的认识，入围项目的选票结果相对集中。”

　　关于今年的十大考古发现的最终评选是否也为之后的考古发掘指出方向时，宋新潮也表示：每一项考古新发现都深化了我们对于一个学术领域的认识，也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线索和需要持续关注的研究方向。“十三五”期间，国家文物局已经设立了“考古中国”重大研究项目，并批复了夏文化研究、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等项目。同时，在基本建设考古工作中，强调树立课题意识、学术意识和保护意识，今年国家文物局也看到了不少基本建设考古获得的重要发现。今后，国家文物局将继续指导、协调各考古单位加强学术科研，以考古实证中国5000多年文明发展历程，科学地揭示中华文明历史文化价值和核心特质，坚定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今年首次以网络直播的形式进行终评会，国家文物局认为这有开创性的意义：“首先拓展了公众考古活动的内容和方式。以往公众考古活动强调面对面的交流和实地体验。此次通过央视新闻、腾讯微视、新华网等新媒体客户端和多家媒体机构，采用线上传播方式，取得了很好地效果，让我们看到了互联网和直播模式的巨大潜力。其次，扩大了公众考古活动的影响力。借助全媒体集群实现了多渠道、多层次传播，覆盖面非常广，公众几乎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多家平台观看和参与活动，直接获取专业信息，参与度更强、信息更准确。”

　　本届终评会评委通过抽签方式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产生，柴晓明、陈星灿、韩国河、韩建业、雷兴山、李伯谦、李让、刘斌、刘庆柱、孟华平、水涛、宋新潮、孙庆伟、王辉、王巍、王幼平、王占奎、信立祥、闫亚林、袁广阔、朱岩石（按姓名拼音排序） 等21位评委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文物报社、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郑州大学、湖北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国家文物局等单位。

　　陕西南郑疥疙洞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出土8000余件包括大熊猫在内的动物化石。1995年以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南京大学等单位在秦岭地区开展了持续的旧石器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发现旧石器遗址400余处、旧石器20余万件。2017年以来，为弥补秦岭中西部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洞穴遗址发现的短板，研究团队在汉中盆地开展了洞穴专项调查，于南郑区梁山镇南寨村附近新发现了疥疙洞遗址。由于遗址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2018-2019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对其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1×1米探方27个。遗址地层堆积厚约1.6米，分13层，第1、2层为近现代堆积，第3—10层为旧石器时代文化堆积层，第11-13层为自然砂砾层，第13层以下为基岩。旧石器时代堆积可分三组，三组堆积单位代表了三期文化遗存。各期石制品面貌基本一致，均属小石片石器工业系统，石器加工技术为“简单的石核-石片技术”。总体呈现出一脉相承、连续发展的特点。其中第三组中发现人类活动面1处、石器加工点3处、火塘2处；出土人类化石、石制品、烧骨、动物化石等遗物万余件。第5层下发现有1处火塘，位于洞口处。人类活动面位于第4层下，具有明显的踩踏面，活动面上见有石器加工点、火塘以及集中分布的碎骨堆。发现石制品1500余件，原料以石英砾石为主，其次为石英岩和凝灰岩砾石；类型包括石锤、石核、石片、工具、断块和片屑；工具大多以石片为毛坯，多为中小型刮削器，存在少量尖状器，偶见重型刮削器。动物化石及烧骨8000余件，初步鉴定有鹿、麂、牛、剑齿象、犀、野猪、大熊猫、熊、狼、最后鬣狗、黄鼬、豪猪等20余种，其中鹿科和牛科动物占绝大多数，属于晚更新世“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距今约3—1.5万年。

　　据介绍，陕西南郑疥疙洞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有以下几个方面意义，首先它是中国旧石器时代遗址中罕见的、保留了距今10到1.5万年间人类化石和丰富文化遗存的洞穴遗址，地层堆积基本连续，层位关系清楚，出土遗物性质明确。该考古发现也填补了汉中盆地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洞穴类型居址的空白，对研究早期人类洞穴和旷野阶地两种类型的居址形态和生计方式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因为出土数量众多、种类丰富的动物化石，且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极大地丰富了秦岭地区晚更新世的动物化石材料。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皇城台

　　本次发掘中，从覆压护墙的弃置堆积中出土了大量鬲、斝、盉、瓶、豆、瓮等龙山时代晚期典型陶器。结合已有测年结果，皇城台大台基的主体使用年代当不晚于龙山晚期。大型夯土高台建筑基址、气势磅礴的石砌护墙、设计精巧的城防设施及藏玉于石、杀戮祭祀等特殊迹象，以及石雕、陶鹰、卜骨、陶瓦、口簧、玉器等珍贵文物，不仅彰显了皇城台的核心地位，而且暗示着石峁城址在中国北方地区社会复杂化进程中具有的区域政治中心和宗教中心的双重角色。连续九年的系统考古工作表明，作为石峁城址的核心区域，皇城台或已具备了早期“宫城”性质，是目前东亚地区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早期宫城建筑，展现了黄土高原上一处神秘王国都邑的极致辉煌。

石峁遗址考古成果不断刷新着学界对中国早期文明的认知高度。

　　湖北随州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极大丰富的曾国及周王朝历史文化信息。枣树林墓地位于湖北省随州市东城办事处文峰社区。2018年3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枣树林联合考古队对墓地已勘探的86座春秋曾国墓葬进行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枣树林墓地与近年发掘的文峰塔墓地均属于义地岗墓群，后者发现有曾侯、曾侯、曾侯丙等曾侯墓葬，是一处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曾国贵族墓群。墓地按曾侯及其夫人墓、高等级贵族墓和低等级贵族墓可分为5座“甲”字形大墓、19座中型墓、62座小型墓，墓葬均为东西向。其中5座“甲”字形大墓分三组由北及南排列，三组大墓墓主分别为曾公求及夫人渔、曾侯宝及夫人芈加、曾侯得，每组北部为夫人墓，曾侯墓居中，南部东西两侧分别葬有马坑和车坑，中、小型墓葬分布在大墓外围。

　　曾侯墓葬至少应为七鼎六簋，夫人墓为五鼎四簋。墓地出土铜器2000余件，其中铜礼乐器近600件，除曾公求夫人渔墓外的其他4座曾侯及夫人墓出土不同组合的编钟共88件：曾公求编钟34件，其中镈钟4件、甬钟17件、钮钟13件；曾侯宝编钟被盗仅存15件，其中镈钟2件、甬钟13件；曾侯得编钟20件，其中镈钟4件、甬钟16件；曾侯宝夫人芈加编钟被盗仅剩钮钟19件。

发现铜礼、乐器铭文近6000字，其中曾公求编钟铭文近1150字，单件镈钟铭文达312字，这是新世纪考古发现最大的一批春秋时期金文资料。墓地部分墓葬保存条件较好，在现场文物保护手段的支持下，较为完好的清理出棺椁、漆器及兵器杆柄等有机质文物。

　　枣树林墓地弥补了春秋中期曾国的缺环，构建了中国周代封国中以考古发掘最完整的材料也是最重要的文化序列，构建江汉地区青铜文化的一个标尺，在曾国乃至两周考古领域具有重大意义。

　　一、枣树林墓地发掘的三组侯墓是经过科学考古发掘、棺椁结构和器物组合等保存最好的春秋中期诸侯级墓葬，填补了不见春秋中期曾侯的空白，对完善曾国世系及研究春秋中期诸侯墓葬提供了翔实的资料。三组曾侯墓葬在布局和年代上都与墓地之南的曾侯、曾侯墓葬相衔接，整个墓地规划有序，墓葬排列整齐，体现了周文化墓地特征和曾国葬制的传统。

　　二、墓地年代较早的墓葬随葬器物形制大体与周原地区相近，较晚的墓葬随葬器物已有很明显的楚文化风格，说明在春秋中期曾国从“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的转变，为探讨曾、楚、周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实物资料，对研究春秋中期曾国乃至周文化体系青铜礼器的变革、构建南方青铜文明意义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