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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 梁启超与李端棻

  梁漱溟(1893-1988),蒙古族,原名焕鼎,字寿铭。

  曾用笔名寿名、瘦民、漱溟,后以漱溟行世。

  原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

  因系出元室梁王,故入籍河南开封。

  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国学大师、爱国民主人士,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之称。

  梁漱溟受泰州学派的影响,在中国发起过乡村建设运动,并取得可以借鉴的经验。

  一生著述颇丰,存有《中国文化要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唯识述义》《中国人》《读书与做人》与《人心与人生》等......

  梁启超与梁漱溟年龄相差20岁,戊戌维新梁启超名满天下之时,梁漱溟还只是一个刚刚破蒙读书的5岁幼童。

  可是, 22年后,梁启超竟“移樽枉步”,登门造访梁漱溟,请教佛学问题,由此,二人时相过从,成为忘年交。

  其实,梁漱溟中学时代曾饱读梁启超的著述,深受其影响......

  1908年开始,他系统阅读梁启超主撰的《新民丛报》、《新小说》两种刊物的汇编本,总计在五百万字以上......

  这些内容新颖、文笔激越的文字,深深吸引了梁漱溟,他自称“寝馈其中者三、四年”。

  1910年,梁漱溟又订阅在上海发刊的《国风报》,其中,梁启超以笔名“沧江”撰发的三十余篇论述立宪的文章,更是他的必读物......

  辛亥前,梁漱溟倾向君主立宪,显系受此影响。

  不过,他如此钦仰梁启超亦与家庭熏陶有关......

  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早年热心变法,后来所写札记谓:

  “吾真心倾慕梁任公,积仰数十年,以为救中国之第一人。”

  民国初年,梁启超结束近十五年的流亡生活,回国入京,梁济先后四次拜谒、两度投书,然终不得见、答,心中不免怅然......梁济在他年满60周岁的前3天投河自尽......

  鉴于此,当1916年梁漱溟先后拜识了其内心倾慕的章士钊、蔡元培等人后,却始终“不敢冒昧”地主动结识梁启超......

  不久,梁漱溟任教于北大,讲授印度哲学。

  清末学者大多兼治佛学,梁启超自不例外......

  他在《论佛教与民治之关系》一文中,甚至主张将佛教立为国人的“新信仰”,他本人即“有条件地”信仰佛教......

  1916年,他在《东方杂志》上读到梁漱溟研究佛学的论文《究元决疑论》,称许不已,进而注意作者。两年后,梁济殉清自尽,其遗书登诸报端,梁启超读之,深为感动,当得知梁济与梁漱溟的关系后,他产生了结识梁漱溟的念头......

  这一年,梁启超大病之后,静读佛经,其后撰成《大乘起信论考证》,并拟作《楞严经考证》,可以说,这时期他研究佛学的兴致颇高......

  因此,1920年3月,他游欧归来见到梁漱溟的新著《印度哲学概论》,“纳交之心益切”......

  此后不久,梁启超偕蒋百里、林宰平及梁启超之子梁思成,来到北京崇文门外缨子胡同梁漱溟寓所,屈尊讨教......

  梁启超所提的问题是:

  “如何可以把贵族气味的佛教改造成平民化,使大家人人都可以受用?”

  梁漱溟对这位大人物的突然来访“甚感意外”,但在学理上却坚持己见,他回答说:

  改造佛教是做不到的事,倘若做到,那改造后的必定不再是佛教。由这次访谈,开始了二梁之间的交往:

  梁漱溟不时往访梁启超,尊其为“先生”;

  梁启超则器重梁漱溟的“好学深思”,与之通信,每称其为“宗兄”。

  二梁的交往,除佛学这一共同点外,还与他们在“五四”之后均肯定固有文化的思想倾向有关......

  梁启超对梁漱溟适时推出《东西文化其及哲学》一书甚为激赏,蒋百里称此书为“迩来震古铄今之著作”,建议任公将这位后起之秀延揽门下......

  1921年秋,梁启超应聘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文化史,校长张伯苓欲将文科全部交其主持,梁颇愿尝试,商定翌年接办南开文科......

  他致函张东荪等人,提议由张君劢担任文科主任,蒋百里、张东荪、林宰平各担任一门课程......

  “能找到梁漱溟最佳,更辅之以我,吾六人者任此,必可使此科光焰万丈。”

  这一计划因与承办上海中国公学相冲突,未能实现,但梁启超欲将梁漱溟纳入自己“班底”的意图则十分明显......

  1925年春,梁漱溟在山东办学数月后回到北京,客居清华园,专心整理编次其父梁济的日记、文稿,辑印成《桂林梁先生遗书》,分送亲友......

  此时梁启超正在清华讲学并开始主持该校的国学研究院......

  梁漱溟几经思量,终于送《遗书》一部给梁启超,同时函告当年其父屡访不遇、投书不答之事,提示书中“致慨之词”,请其寓目......这段文字在《遗书》“伏卵录”中,是梁济1915年2月读罢梁启超挽麦孟华诗文后所写,内中尽吐“躬逢鄙弃”后的怨愤,痛责梁启超“为总长后亦随俗同化与旧官僚无异”,“而一生之痛哭救亡,求真才行实事,亦不过言焉而已。”但最后仍企望其有所作为:“我终不忍没任公二十年救中国之心,而犹希望其能行所言,不判成两橛也。”

  梁启超检读之后,痛切自责,遂复函梁漱溟,内云:

  “学不鞭辟近里,不能以至诚负天下之重,以致虚情慢士,日侪于流俗人而不自觉,岂唯昔者,今犹是也。”令尊所言,“其所以嘉惠启超者实至大,……愿兄于春秋祭祀时,得间为我昭告,为言:启超没齿不敢忘先生之教!”

  梁漱溟对此番诚意十分感谢,两年后,当商务印书馆正式印行其父遗书时,特将梁启超的复函影印刊于卷首......

  梁启超作古以后,梁漱溟曾撰写一篇真挚而率直的纪念文章,评述这位前辈的生平得失和性格特点。

  他认为,任公学术上的成就,量过于质;

  其参与政治,失败多于成功;

  但其影响近世舆论之广泛而有力,无人能出其右。他写到:

  “任公的特异处,在感应敏速,而能发皇于外,传达给人。但缺乏含蓄深厚之致,因而亦不能绵历久远。”

  梁漱溟可谓直接感受梁启超影响的一代人......

  而影响梁启超的是:贵阳人李端棻。李端棻是戊戌变法领袖人物、北京大学首倡者、贵阳十大文化名人之首、贵阳一中和贵阳师范学校(贵阳学院)贵州大学的创始人......

  当时李端棻是一品大员 礼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长和外交部长职务,中央政治局决策层)

  李端棻又是光绪皇帝老师,皇太后坐上宾......

  李端棻将其堂妹李惠仙下嫁梁启超......

  李端棻将康有为、梁启超等推荐给光绪皇帝.....

  李端棻是戊戌变法总策划人......

  李端棻虽受牵连被流放不久后,又被皇太后 赦遣回乡(贵阳)......

  李端棻推荐了一批维新人物,除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外,

  还有黄遵宪、严修、熊希龄、 唐才常、狄葆贤、徐勤、欧榘甲、韩文举、夏曾佑、汤寿潜、寿富等人。这批人在戊戌变法乃至后来历史上都起到过重要作用。

  足见李端棻其鉴人上的过人之处并十分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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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秦仁智 文章来源: 贵州旅游在线 点击数: 发布时间: 2018-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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