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璀璨族星——毛泽东

  毛泽东从1945年5月到1964年谈过十次遵义会议(见《遵义会议材料汇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内容涉及面很广。

  在《遵义会议材料汇编》中,毛泽东有四次说到王明,第一次是在1961年6月21日同外宾谈话时。他说:“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都是在十年内战时期产生的。……第三次是王明路线,时间最长,统治全党达四年之久。这条路线是共产国际制造的。当时,王明发展了李立三的错误,在军事、政治、组织等一系列问题上,坚持错误的冒险主义,结果把南方根据地丢掉了,只好两条腿走路,一万二千五百公里的长征是光荣的,但实际上是由于犯了路线错误,被敌人追赶得不得不走的。”

  第一次说王明说了两处:一处是“王明路线”,一处是“王明发展了李立三的错误”,这里毛泽东没有说博古。

  博古在1943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我要说明十个问题”时,说“两个时期路线是错误的,错误造成的恶果,是不可估量的,是不可胜计的。我个人在上面负着重大责任的,尤其是内战时期的”。“我应向党所负的责任就在于执行了这个路线,而且在执行中把它发挥了,极端化了。”博古的“说明”,毛泽东是知道的,可是他没有提,博古对路线错误不仅承认,而且个人全包了。

  毛泽东第二次说王明是在1961年6月21日同外宾谈话时。

  他说:“在长征路上,我们开始克服王明‘左’倾路线。

  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遵义开会,但未完全解决问题。抗日初期又出现了王明路线,但这次是右的。

  以后我们用了三年半时间进行整风运动,研究党的历史,学习两条路线,终于说服了犯过错误的同志,然后才能在一九四五年召开的七次大会上,团结了全党。

  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仍被选为中央委员。这些同志大多数改好了。只有王明,虽然现在还是中央委员,但是不承认错误。他现在住在莫斯科。”这次说王明也有两处:

  一处是长征路上,克服王明“左”倾错误路线;

  一处是抗战初期,克服王明右的错误路线。

  毛泽东第三次说王明是在1963年4月17日同外宾谈话时。

  他说:“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才开始批评这些错误,改变路线,领导机构才独立考虑自己的问题。我们采取的方针,是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采取帮助的态度,所以我们团结了党的绝大多数,除个别的人跑到敌人那里去了以外,另有个别的人死不承认错误,如王明。”

  毛泽东第四次说王明是在1964年3月23日同外宾谈话时。

  他说:“我们得到一条经验,任何一个党的纲领或文件,只能有本国党来决定,不能有外国党决定。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吃过亏。

  我们为什么走了二万五千里,军队由三十万变成二万五千人,南方根据地全部丧失,白区的党几乎损失百分之百。这就是由于王明路线。一九三一年我们党的四中全会决议,就是共产国际给我们起草的,并强加于我们。这个决议也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的。以后我们独立自主。在长征路上,我们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

  从那时起,即从一九三五年一月到一九四五年的十年中,我们进行过整风,用说服的方法把全党团结起来。我们的军队又由二万五千人发展到一百二十万,根据地的人口有一亿。”这次说由于王明路线,革命受到很大损失。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四次说到王明,都是直接点名的。博古说自己两次犯路线错误,毛泽东都不提。毛泽东回忆遵义会议与长征时,两次说了博古,却都不指名。

  毛泽东第一次说博古是在1945年5月24日中共七大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时。他说:“我们在十个年头之内——从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到一九四五年五月现在的七次大会,这十个年头之内的中央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中央主要的成分,是四中全会选举的、五中全会选举的,不是六次大会选的;六次大会选的现在只剩下四个。

  二十五个人里头,绝大多数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的,就是翻筋斗的两次会选的。

  我们和这样一个中央里面的这些同志一道共事;恰恰在这十年中,筋斗翻得少了一点,乱子闹得少了一点,我们工作还算有进步。

  这一条经验是不是很重要的经验?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

  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就是积极领导或拥护四中全会的一部分人,也就是在第三次‘左’倾路线中犯过错误的一部分人,出来和其他同志一道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

  现在大家把这个账挂在我身上。

  我声明一下,没有这些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反‘左’倾路线的一切同志,包括犯过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的一些很重要的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包括犯过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的一些很重要的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这里说的“很重要的同志”是谁呢?

  我想首先是博古。遵义会议后两天,博古主持会议,请大家向自己“开炮”提意见,他同意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同意张闻天起草的“常委再分工”,将总书记的职务让给张闻天,自己只保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革军委委员的职务。

  毛泽东另一次不指名地说到博古是在1964年3月23日同外宾谈话时。他说:“从一九三五年一月到一九四五年的十年中,我们进行过整风,用说服的方法把全党团结起来。

  我们的军队又由二万五千人发展到一百二十万,根据地的人口有一亿。”这个“把全党团结起来”,包括博古,领导人中有博古,一般党员中也有博古。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军事上是周恩来下作战决心的助手;在长征路上,张闻天、博古与周恩来又主张成立军事指挥三人小组:周恩来、王稼祥与毛泽东。接着,又改组中革军委,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从此组成“毛正周副”。到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时,张、博、周等又赞同毛当了“主持日常工作”的书记,张闻天、陈云、王明、康生为书记,博古为一般政治局委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作为中共代表之一的博古向中央作总结报告。博古代表中共中央在南京等地与蒋介石谈判,使蒋介石发表与中共合作宣言;多次要求蒋介石释放陶铸、钱瑛等100多名中共党员;

  重组与新建南方13个省的省委和省工委;发展党员67780人;把南方根据地的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

  要国民党批准在国统区创办党的大型日报《新华日报》。

  1942年,博古又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创办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并担任社长兼新华社社长,与毛泽东一起统率新闻大军,创建党的新闻事业的高峰。

  国民党在抗战时期阴谋进攻延安,制造第三次反共高潮,《解放日报》发表朱德致蒋介石信,又连发三个头版新闻,揭穿国民党阴谋。蒋介石与国民党连喊“误会”、“误会”,并撤退进攻大军。

  各中央局向中央请示“一年打败希特勒,二年打败日本”怎么解释,中央答复:“看《解放日报》怎么说。”

  上述情况,毛泽东亲眼所见,亲身所历,记在心里。

  但回忆遵义会议时,毛泽东又强调:“挫折、失败也有好的一面,教育了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没有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是不可能取得真正的经验的。”毛泽东那时是心里有数的,他在回忆遵义会议时,对王明、博古的评说客观、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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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秦仁智 文章来源: 贵州旅游在线 点击数: 发布时间: 2018-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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