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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国学大讲堂 开办9年 迎来众大咖 贺100期讲座

  2019年8月18日至20日,“中国文化的前世今生”学术讲座在贵阳开讲。

  作为贵阳国学大讲堂的第100期学术讲座,主办方特别邀请10余位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的知名学者,展开为期3天的讲座和交流。

  贵阳国学大讲堂由贵州省著名作家李宽定和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国学院院长、北京大学教授王守常于2010年共同创办。

  9年来,大讲堂每月邀请一名知名教授讲课,如今已举办了整整100期,共邀请过50多位学者,有上万人次慕名而来听学者论道。讲堂完全是公益性质,不仅免费听课,还常常为学员提供免费午餐,目的就是“读经固本,读史开智”,为更多人提供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机会。

  9年间,讲堂也取得了丰硕成果:整理岀版《中华传统文化讲演录》一二三集;组织9次游学;组织6次省内外学术交流;应邀外岀各单位讲学56次;组织大型市民文化活动一次,首倡推动书香贵阳的建设等……

  作为贵阳国学大讲堂100期的纪念,本次“中国文化的前世今生”学术讲座,不仅邀请到10余位知名学者共同论道,在讲座开场前,学员还自发制作了纪念视频,参与专家动情回忆了9年来李宽定与王守常对国学传播的痴情坚守,场面十分感人。

  这次第100期讲座,与会者从不同侧面切入,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同时也通过笔谈的形式分享了各自对中国文化的理解,现将此次讲座内容辑录分享……

   

  王守常:中国人的生活智慧

  王守常(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国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副所长):

  中国文化传统悠久绵长,它是中国人代代相传,保持共同的主题与须臾不可离开的共同根脉,由此形成了与其它地域不同的价值理性和行为方式,并成为一种对社会行为有着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内涵。

  中国文化传统的区域性与民族性,并没有造成它孤芳自赏的封闭与排斥其它族群文化,而是以它“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包容心态容纳了外来文化。犹如域外的佛教,经一千年与中国文化的砥砺前行,唱和声气,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有极其强大的生命力,它使代与代之间保持了连续性从未中断过。

我们过去总是在一种错误的观念上讨论文化问题。

  比如“传统”和“现代”。

  我们把“传统”当做过去,把“现代”当成当下。

  然后,我们又在意识形态思维中,认为“传统”就是落后,“现代”就是先进,所以我们忽视了文化传统的连续性。

  “传统”不是糟粕,“传统”就在当下。“传统”就是世世代代相传的行为方式,或者具有道德规范的一种文化力量。

  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可以脱离传统脱颖而出,必须经过理性的思考、批判和发扬继承。全盘西化是没有出路的,一百年来,我们对自己文化传统缺乏同情与敬意的理解。特别是当下信息网络时代,快速传递文化信息为普及文化带来极大的便利,但同时把文化传承极端娱乐化、碎片化,让深邃的中国文化变成了“心灵鸡汤”。

把远古的经典与仪礼、民俗与节日、家具与器物、食品与品鉴,以“以文载道”,“以道御器”,融进时代的色彩焕发新的意蕴。扶今怀昔,理寄斯文,让我们记住失去的才显珍贵!陈寅恪先生说: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从未间断,其原因是大胆向外来文化学习的同时,没有忘记中国的本位文化。大哉斯言!如此文化自信,才可以体味中国人的生活智慧。

  

  顾久:文化是一种生存模式

  顾久(著名文化学者):

  文化不光是一种精神,而是一种生存的模式,或是民族生存的系统。

  数千年中华农耕,作为主要的谋生,怎么活下来是第一要素;第二则以血缘家庭为组织秩序;第三是血缘家庭自有一套神圣的礼俗,再与大自然天人合一。这套理念,用来安置人与自然、与他人、与自我的心灵。儒学就是这套生存系统,或者叫文化中的一个精神代表。

  我还用这种方法来看西方。但是过去西风东渐,他们以工商作为主要谋生手段,以契约关系为秩序,以世俗再加上彻底的宗教。西方的工业文明,他们展示着市场经济、科学技术等基础之上的坚船利炮冲撞而来。过去,仁人志士都被驱赶着走上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这条路,这是向西寻路。我认为这条路有4个阶段: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的兵工,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学习西方的制度,五四运动学习西方的文化,改革开放学习西方的市场经济。到目前为止,我们已高度西化,李泽厚称之为西体中用。

  日渐富强的同时,也付出了传统文化式微的代价。没有信仰的自我沦为小我,没有理想的追求会关注物质、缺乏超越的行为。救亡图存已成昨日黄花,振兴中华尽在眉睫之间,中国自有文化有待复兴,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5000年的文明,理应或者最有资格走一条不同于欧美的现代化道路。

  我从费孝通先生的视角,读懂儒学当代价值。

  春秋战国之际,群雄的对策主要有两个。第一个,体制上是以力服人,唯我独美,唯我独尊,强力对抗,费孝通先生把这个称为霸道,他认为某些西方国家的文化走不出这个;第二叫群体为重,以德服人,各美其美,百家争鸣,和谐相处,这叫“王道”,他认为这是中华儒家文化的精华,他急切的盼望新时代的孔子的早日出现。

  中华儒学为世界贡献和谐相处的智慧期待,体现了传统儒者是任重而道远,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真正儒家的宏阔胸襟。儒家价值可能在于,一是审视中国人还像不像中国人?二是对这个世界发问,怎么活下去?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值得我们大家继续研究和思考。

  

  李宽定:中国文化的自省与外视

  李宽定(知名作家):有两个成语,“井底之蛙”和“夜郎自大” ,中国人都知道,但恐怕很少有人往深处想过: 蛙生在井里,终其一生,也没有能力离开井里,焉能责怪它坐井观天?人生在夜郎,一辈子都没有给过他机会让他走岀夜郎,又怎能嘲笑它不知汉与夜郎孰大?

  扪心自问,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一样?

  被封闭在屋子里的人,住久了,就适应了;对屋子里一切不为外人道的东西,即使说不上了如指掌,至少也能有所觉察。但对外面的世界,知道得就少得可怜了。

  因为,被封闭在屋里的人,永远都只能从一个窗口看外面的大千世界,只知道树林一亮,天晴了;芭蕉一湿,下雨了。至于自己住的是什么样的房子,是棚户区里的别墅?还是别墅群中的牢房?是坐落在花园里?还是悬崖上?却是一无所知。因为房子的形象、坐落的方位、周边的环境,封闭在屋子里的人是永远看不到的,要站在外面的人才看得清楚。

  黔北有谚语云:

  “大瓦房,空框框;茅草屋,腊肉香。”

  外面的人只知道房子是大是小、是美是丑,至于房子里面是贫是富、是整洁还是脏乱,只有屋子里的人才清楚。倘若屋里房外的人能自由交流沟通,就不难了解我们自己的家,究竟是什么样子了,我们该为她做点什么。

  全面深入了解中国文化,既需要内省,也需要借助外视。这就是贵阳国学大讲堂举办系列讲座“外国人眼里的中国文化”之初衷,也是这次举办“中国文化的前世今生”学术交流的初衷。

  

  彭林:礼是中华文明的核心

  彭林(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其核心何在?上世纪初,梁启超先生曾比较东西方两大文明的特质,认为西方文明重法治,中国文明重礼治。钱穆先生对此大为赞赏,认为只有真懂文化学的人,才能将两大文明的主旨归纳得如此精准。

  东西方文化的本质差异,是基于对人性认识的不同。西方是宗教文化,认为人有“原罪”,人性本恶,人的灵魂需要交给上帝管理,法律则是其保障。中华文明则与此相反,认为人是万物的灵长,人性本善,人的灵魂不仅要由自己来管理,而且可以管好,甚至成圣成贤。由此,西方文明强调他律,中国文明强调自律。

  中国文化重教育,而将“礼”,即依据道德理性的要求制订的典章制度与行为规范,作为管理国家、指导人际交往,营造和谐的社会生活的基本途径。


  董平:中国文化需要与他者互鉴

  董平(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人类的文明有数千年,但是我们如果仔细温故而知新,‌‌会发现实际上只不过是用不同的语言讲述几个非常有限的故事‌‌而已。‌‌比如刚刚说的井底之蛙、柏拉图的洞喻故事,实际上是一回事。某种意义上,这就是回家。‌

  我一直认为“回家”是东西方文化历史上不断的被讲述的主题。比如陶潜的‌田园将芜胡不归,那个‌草屋八九间是不是就是他的田园?而当代的美国作家也在讲这个主题。我想说,中国的文化是需要在和他者文化的共建之中,才真正实现自我‌‌认知‌,才有可能真正做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老子说得好‌,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李宽定老师办的这个文化大讲堂,10年来的坚持,我觉得是全国所有类似的国学大讲堂‌‌的一个典范。

  传统的文化‌如何在今天‌重新展现它的自身魅力?我一直觉得,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基本理念,在反复传达中会越来越远。举个例子,‌‌比如“忠”‌‌这个字,是不是领导说什么就照做?‌显然不是,这种人怎么可能会成为中国古典人格的一种理想典范的代表?许多观念在不断的传递过程中会走样,‌‌所以国学大讲堂还应承担一个责任,‌‌就是在某种意义上‌‌回归到原点,‌求其真相,以为现实生活的指导。从这个层面来说,如此众多的学员,才承担着中国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继承‌‌发扬的作用。‌‌

  做一个比喻,飞机飞在天上,‌对流层总是风起云涌,‌‌更上一层‌‌进入平流层时‌,天空才展开它自身的真相,‌‌亦无风雨亦无晴,‌‌那才是本真,‌‌才是我们所要达成的‌‌目的‌‌。我认为,中国文化终究还是要通过中西比较、交流、共建中,‌发现自我,同时也发现他人,最终实现超越,才真正实现‌‌文明的现代创造。‌


  陈少明:通向世界的地方性知识

  陈少明(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山大学中国哲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中国哲学学科带头人):关于中国哲学与哲学的关系,存在两种理解模式:一种是支流与主流,一种是特殊与普遍。作者提出第三种理解模式:地方与世界。这意味着把特殊与普遍的关系,从静态的分析转向动态的考察。

  受人类学“地方性知识”观点的启发,中国哲学的关键概念,也必须在其嵌入的生活意义网络中才能得以理解。

  以“道”与“仁”为例。在古典哲学中,论“道”不只是道家。虽然有“形而上者谓之道”或“道可道,非常道”等较抽象的观念,但纵观历代《原道》篇,均把道的观念还原到社会政治秩序上的理解。“仁”为儒家理想,但它在《论语》中所呈现的意义,更不脱离孔子及相关对话者的具体语境。这些哲学概念,一开始都是用以处理经验生活问题的观点,普遍而抽象的思想是后来发展出来的。今天的历史性,就是古人的“地方性”。

  道从经验知识走向抽象义理,原于理性的驱动。

  理性是人类赋予事物秩序的能力,其基本特征是分类与整合。中国哲学中的很多本体论范畴,如有与无,或道与理,就是为整合普遍系统而发展出来的词汇。当然它不能停留在“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状态,而是自觉的学问。但是,强调其“地方性”的起源,有助于突出它同经验生活关联的传统品格。其实,西方哲学的源头即希腊思想,也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现代意义的哲学,追求普遍性思考的品质,这也是慢慢发展起来的。这对中国哲学通向世界,是重要的启示。


  吴飞:从中国人的角度理解世界

  吴飞(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北京大学礼学研究中心主任):刚才李宽定老师谈到“坐井观天”这个词,‌‌顾久老师也用了柏拉图《理想国》里面的“洞喻”,我就顺着往下讲。

  在《理想国》的第7卷里,柏拉图讲到,其实人的基本处境,都在一个洞穴里面,你所看到的都是有限的。但‌‌外面的大千世界究竟是怎么样的,其实谁都不知道。从深处来理解,“坐井观天”是人类最基本的处境。柏拉图说,洞穴里的人不知为什么走了出去,‌‌看到了洞外的世界,他下一步应该做什么?也许我们认为他有可能就在更广阔的天地里面生活,‌‌但他没有,他又重新走回洞穴来,并告诉洞穴里其他人,外面有一个广阔得多的世界,你们看到的其实都是假象。‌‌那会发生什么?‌‌按照柏拉图的说法,人们会把他当做疯子。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处在一个非常类似的状况。真正走出去非常难。你以为你早就到外面的世界了,但这真的是一个更广阔、‌‌更美好的世界吗?

  我们谈中国文化,其实也有类似的经历。比如100多年前,我们发现外面有更美好的世界,就以走出去为终极目标,可是走了100多年却发现,‌‌并不是这样。我把这几个典故都倒过来理解,也许井里面的世界其实才是‌‌更真实的世界。我一直有个想法,中国文化不能把它只理解成是中国的文化,‌‌也不是仅仅是中国人的文化,‌而是从中国人的角度对世界的理解。

  中国文化最核心的‌‌东西‌‌在‌‌六经里面,经是不可改变的东西,是基本的精神。‌


  李兰芬:玄学的魅与惑

  李兰芬(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中,曾出现过一种特别的思潮,它不仅影响中国的学术、中国的宗教和文化,影响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而且在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涉历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就是魏晋时期的玄学。

  魏晋玄学的兴起,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那个时代中彰显的各种复杂关系(包括人与人、人与事、人自己的现实生活与思想等),经由玄学这样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论说方式),竟可在某种程度上为人自己如何化解各种复杂关系,提供了一种既具魅力又同时令人困惑的途径。

  这种思维方式,在近现代学术分类中,将其既与哲学又与宗教关联起来,如上世纪20年代著名的科玄论战。但作为一种特殊时期而形成的特殊思维方式,“玄学”实际上与近现代学术中指称的“哲学”“宗教”不可能完全是一回事。

  三者相近的地方,只在于“玄学”“哲学”“宗教”都用一种抽象、普遍、超越的思维方式,改变人对现实生活中种种事、物及各种关系的执着,而能将身心投向更玄远的维度。但不同的地方,则在于作为中国特色的思维方式,“玄学”从来没有将实在的生活层面及对现实的担当放弃过。儒学的抱负,某种意义上也是魏晋玄士的抱负。正因此,玄学的玄远之维,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不仅与玄士的实际生活发生矛盾,而且与玄士对社会、对事物的作为发生矛盾。

  如何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也从中国处境上,反思玄学在中国文化的前世今生中的魅与惑,应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王国华:历史文脉的传承

  王国华(北京工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工业大学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首都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贵州,给人们的印象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两银”的“穷乡僻壤”、蛮荒之地。尤其是“夜郎自大”“黔驴技穷”等家喻户晓的成语,让贵州这个历史文脉深厚的文化大省,背上了不太好听的名声。

  其实,贵州是中国古人类的发祥地和中国古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具有辉煌的文明史。据贵州省官方网站介绍:距今五六十万年前,就有人类在贵州这片土地上栖息繁衍,现已发现黔西观音洞、盘县大洞等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40多处。大量出土的石器、陶器、青铜器、铁器等文物还表明,贵州具有悠久的开发历史。

  贵州还是人杰地灵、名家辈出的中国大西南的“人文高地”,仅明清两代,就出现了6000举人、700进士、3个状元的庞大人才群体。贵州自建制以来,历朝历代名家辈出。东汉时期的尹珍,是贵州最早见诸文字,最先走出大山、叩问中原文化的著名儒学者;唐代遵义绥阳人海通法师,最大的文化贡献就是他主持修建了四川乐山大佛;南宋军事战略家冉琎、冉璞兄弟,共同主持修筑合川钓鱼城工事,是中国军事史上的一大奇迹;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军事家王阳明,虽祖籍浙江余姚,但对贵州的文化思想产生巨大影响;明朝贵州凯里人孙应鳌,是著名朝廷大臣、学者、诗人、教育家和贵州教育的先驱;晚清贵州平远人丁宝桢,是洋务运动的重要成员;清末遵义人黎庶昌,是贵州走向世界的第一人……

  上述文化先贤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明记忆,他们是贵州人文高地上的亮点与高峰。他们所留下的文化因子,滋养着贵州的人文地貌,并一代又一代地影响着贵州的文化走向。如果说贵州的文明历史是一条漫漫长路,那么,上述文化先贤所创造的文化成果或留下的历史功绩,就是贵州地域文化的文明驿站。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我们曾经因为历史的迷雾所障碍而忘却了对历史文脉的传承,漠视了文化先贤们所创造的文明驿站的巨大价值。令人振奋的是,贵州在改革开放以来,一直致力于“多彩贵州”“魅力贵州”的建设工程,涌现出许许多多的有识之士,比如贵州著名作家李宽定先生,他从2010年开始自筹经费,创办“中国文化书院贵阳国学大讲堂”,至今已经举行了100场中国传统文化学术讲座。他通过搭建国内学界学术交流的平台,引导民众读经养本,阅史开智。“大讲堂”以读国学原典为根本,适当加入自然科学讲座和学者见识独到的心得讲座,向民众传播国学,引导民众了解传统、认识现代;追求治气养心、多知明达之境界。


  王玫:从官场到田园

  王玫(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博士):当人类具有自我意识之后,“归去何方”一直是自觉的人思考的问题,屈原就说“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返”,王国维也说“江湖寥落尔安归”。自伯夷、叔齐最早发出的“安归”之问,乃是人们欲安顿心灵乃至安顿灵魂的愿望表达,也是关于人的精神归宿问题。

  中国文学发展史,尤其是中古文人心态史,其实也是一部精神回归史。从屈原到陶渊明,中国文人从被迫远离官场,到自觉投身田园,这是一个寻根过程,更是一个生命意识的觉醒历程。经过漫长的精神探索,人们终于找到心灵的栖息地——归返自然,归向原初的“道”,归向生命本真。


  孙家洲:时局大变与国策调整

  孙家洲(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汉唐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过秦论》是西汉著名政论家贾谊的代表作之一,其主旨在于讨论秦朝的过失,以期解决貌似强大的秦王朝何以“二世而亡”的历史迷案。它的思想闪光点之一,是秦王朝错失了两次历史机遇,没有调整国家统治政策,从而促成了秦朝的短命。

  第一次是在吞并六国、统一天下之时,秦始皇没有意识到以统一为分界线,对统治政策应该做出相应的调整,而是依然用战时思维、战争体制来治理国家。也就是贾谊所说的秦始皇根本不懂得“攻守异势”“异术”的大道理。

  第二次是在秦始皇去世、二世皇帝继位之时,本来这是纠正先帝失误、推行“改元新政”、与民更始的好机会。遗憾的是,秦二世根本没有这样的认知能力,反而全盘坚持秦始皇的错误做法,甚至是变本加厉,以致于人心尽失。这就是贾谊对秦二世给予严厉批判的原因之所在。请看,“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以无道……而天下苦之。”(《史记•秦始皇本纪》引《过秦论》)贾谊的分析,就是在批判秦二世错过了调整统治政策的良机,最后导致身死国亡的历史悲剧。

  由此而论,《过秦论》是强烈主张国家的统治政策应该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


  马良怀:历史可以被享受

  马良怀(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是可以被享受的。在广阔无垠的大地之上,历史的遗迹星罗棋布,其中蕴藏着无数的珍宝,凝聚着丰厚的文化,哪怕是随手拾起一块陶片,它也能向人们讲一则感慨唏嘘的故事,唱一曲让人沉醉的歌。而在各种各样的博物馆里,更是珍藏着历史留给我们的无数奇珍异宝,徜徉其间,神与历史交汇,心随古人游走,亲切地触摸到历史的真实及其脉搏的跳动,顿觉时空无碍,神飞形越,达到一种物我两忘,“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境界。还有汗牛充栋的历史典籍,翻开其中的任何一页,都可以从其字里行间中见到光亮、发现欣喜,即便是夜阑人静时清茶一杯,闲对古人,也能享受到心灵的愉悦和超然。

  对于历史的享受也并非随意可得,而是必须具备如下的前提:一要对历史有深入的了解。唯有深刻了解历史,方可贴近历史、理解历史,才有可能拉起历史的手与之攀谈对话、端详欣赏。二要“心远”,即将心从世俗名利中挣脱出来,投入到精神领域的追求之中,只有这样,才可能有精力去寻觅到历史的“真意”,探究出历史的妙趣。三要具有艺术的心境和审美的眼光。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察报告》中说:研究历史,“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必须“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研究历史如此,享受历史亦然,唯其如此,才有可能从悠远的传说、凝固的器具、枯燥的文字记载中,发现美丽,获取诗意,享受到历史的丰富多彩。                                           

  王晓卫:由微见著与以史明诗

  王晓卫(贵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贵州大学学科学术带头人、贵州省古典文学学会会长):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近40年,我的研究路径用8个字来概括:由微见著,以史明诗。

  首先,文学研究应该由微观入手,渐次展开,逐步由微观认识进入中观乃至宏观把握。研究影响古代作家的文化因子,研究一时文化对作家的影响过程,研究作家心态对其时文学的影响,主要不是由宏观或中观入手,往往必须由微观入手。傅斯年说史学即是史料学,用意正在于此。陈寅恪先生的文史研究,被国外汉学界公认为进入史料的自然运用境界。由微观认识进入中观乃至宏观把握,所把握之理较为可信;先建立宏观或中观的理念,再寻找微观的根据,所建立之理念往往如空中楼阁。学界有些人认为,前一种研究方法过于拙笨且费时,因而乐于采用后一种“智者”的研究方法,以求得以数量制胜。

  学术研究需要运用文史综合研究法。论文心则以史明诗,绎史事则以诗证史。这里的诗指文学,并不限于文体的诗。学术界有人对以史明诗很不以为然,认为史学就是史学,文学就是文学,以史明诗易流于以史解诗,丟掉了文学性。我以为,真正把握好文学,必具备4个字:史识诗心。无史识不能与古人之诗心相会,不能真正把握古人文心所在,因为你对古人文心涌动之因瞢然不知;无诗心则所谓史识不过是一堆断烂朝报,因为你对古人全无心灵之沟通,你视古代作家如枯骨而已,你在古人充满激情的佳构面前不能产生再创作的冲动。以史明诗的高手,特具史识诗心。


  刘晓婷:通过“观”获得中国文化

  刘晓婷(贵州大学副教授、哲学博士):中国文化是通过“观”而获得的,“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外“观”使文化获得理性,“内观”使文化获得信仰。中国文化是一种形成习惯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价值,最终体现为集体人格。如屈原因为浪漫幽深人格开创楚辞,颜真卿因为清刚正直人格守住大唐,苏东坡因为旷达乐观人格而成就天才。

  中国人的理想人格是成为君子,理想的思维方式是中庸,理想的行为方式是礼仪。每个时代都会沉淀出不同的品格,比如先秦诸子,魏晋风度,大唐气象,宋元境界等。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是却成为传承到现在的唯一。中国文化有渊源,有传统,也有传承。这是历代社会贤达、业界翘楚为之做出的知行表率,是榜样的力量。

  中国文化书院从2010年至今已办了100场,各地请专家学者在贵州传道授业解惑,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扬倾尽心力,令人感动。李宽定先生执教12年,从文13年,经商14年,现在书院又办了近10年,屈指一数50个年头过去了,从风华少年成为人文前辈,把“天理”和“良知”当成人生的两条底线,活出了通透,活出了坦荡,活出了无憾,活回了赤子,活成了君子。我想,这也是办文化书院的福泽,斯文在兹!

  综上,正如学友罗健说:九年100期,在大讲堂,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古圣先贤进行交流对话,聆听他们的教诲,感悟他们的智慧和思想。我们的根脉不断,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根植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良。文化的基因存在于我们的心灵、血液和脑海里。在大讲堂,我们在先生的带领下,我们坚守,是因为我们有使命感,责任感和危机感。我们敬仰古圣先贤,我们热爱中华文化,他让我们了解认识到宇宙天地万物运行变化的规律,认识了道和德的关系,从而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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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秦仁智 提供 文章来源: 贵州旅游在线 点击数: 发布时间: 2019-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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