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璀璨族星——申寿生

  申寿生,1909年出生于贵州省务川县。

  他6岁进私塾,16岁考入贵阳省立一中。

  此时贵州军阀混战,时局动荡不安,家庭的贫寒,没有影响他学习向上的决心;连绵的大山,没有阻止他走出去的欲望。他便在1929年暑期与一同班好友从贵阳跋涉到北京,考入汇文中学。由于他偏爱文学与社会科学,无暇数理化,两次报考北大,都因理科成绩不合格而落榜。

  这样一来,申寿生不得不住进北大附近的沙滩东老胡同6号栖身。

  这一带被称做“中国之拉丁区”,住在公寓里的申寿生就“成了拉丁区的一个居民”(胡适语),做了北大一名不收学费的“偷听生”。

  北大 偷听 传统,由来已久。

  北大已故资深教授、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晚年曾深情追忆了那段让人津津乐道的北大 偷听 往事。

  北大老校长蔡元培提倡 平民教育 ,坚持 兼容并包,思想自由 的办学方针,因此北大 偷听 之风盛行。

  由于北大开放式的办学,吸引了天下不少有志学子,云集北大,追求真理,实现梦想。

  他 “沦落”成北大的“偷听生”!“偷听生”名虽不雅,但却是当时北大的一道风景。

  那时,在北大“旁听”是要考的,是要缴费的。

  而“偷听”却一不考试,二不注册,三不缴费。只要讲堂容得下,教员从不追究这些为学问知识而来的“野”学生。所以,许多从各地进京准备考大学,或是自己做点专题研究的,便自我选择,在北大的各系“偷听”。

  他们当中,既有新中国的缔造者毛……还有后来以小说受到胡适关爱的沈从文也是这样的“偷听生”。

  “乱峰深处云居路,共蹋花行独惜春。胜地本来无定主,大都山属爱山人”。“偷听生”中藏龙卧虎!

  胡适最感兴趣的,是寿生善于运用朴素可亲的黔北方言写文学作品。

  为此,他多次同寿生探讨新文学生存的土壤问题。

  胡适由此得出结论:无数的小百姓的喜怒悲欢,决不是那《子虚》、《上林》的文体达得出的。

  他们到了“酒后耳热,仰天叩缶,拂衣而喜,顿足起舞”的时候,自然会有白话文学出来。

  还有痴男怨女的欢肠热泪,征夫弃妇的生离死别,刀兵苛政的痛苦煎熬,都是产生平民文学的爷娘。

  申寿生在北大一边学习一边尝试写作。此时,胡适创办的政治新闻评论周刊《独立评论》,面世后影响颇大,当时为该刊撰稿的都是名流学者,如丁文江、翁文灏等。

  千家驹曾说,能够在这个刊物上发表文章“更有一登龙门身价十倍之感”。

  然而未出茅庐的“偷听生”申尚贤(寿生)却跃跃欲试......

  有一次他读了胡适谈“专制” 的文章后“不敢苟同”,认为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于是就写了一篇《试论专制问题》,文中写道:

  “现在欲想统一中国,而行古典式的专制真是做梦。路走不通,当求走不通的原因,想法打开才是。负手走回去,不是办法。”

  这篇直挑胡适先生的文章,竟被他发表在1934年1月21日的《独立评论》第86号上。

  这是申尚贤以“寿生”为笔名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此后他在胡适的青睐下,写作也一发不可收拾了,短短两年时间里先后在《独立评论》上发表13篇时论。胡适办刊主张 “兼容并包”,并不因为作者的观点与自己相悖而拒绝发表,他正是从寿生一篇篇火药味十足的文章中,注意到了这位“拉丁区居民”的潜力,并着意推出寿生的毫无八股之气而思想新锐的评论。

  胡适曾在《一九三四年的回忆》这篇文章里谈到:“从投稿里,我时时发现可爱的纯洁的青年,今年发现一个申寿生。”

  有趣的是,这个申寿生,当时是以向《独立评论》主编胡适论战的姿态投稿的,胡适不仅发表了他的文章,并且开始了他们相差18岁的友谊......

  此文作者申寿生,确是边远山区贵州务川人,他的儿子申元初现在是贵州警官大学文学教授,他的儿媳喻莉娟也是该院的教授......

  寿生文中“现在欲想统一中国,而行古典式的专制真是做梦。路走不通,当求走不通的原因,想法打开才是。负手走回去,不是办法。”语言直率,观点鲜明,直驳胡适的观点。二人有不"打"不相识之亲切......

  不久,寿生又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我们要有信心》的文章。顾名思义,这篇令人热血沸腾的文章,使胡适也受到了感染。

  他不仅不以文中有些语句是驳斥自己的言论而作梗,而且还写了一篇长达5000多字的文章《信心与反省》,随同寿生的文章一道发表。胡适在文章中说:“在这文里,他(寿生)提出了一个大问题:中华民族真不行吗?我很高兴我们的青年在这种恶劣空气里,还能保持他们对国家前途的绝大信心。这种信心,是一个民族生存的基础。”

  寿生和胡适的文章同时登出后,在文化界引发了一场如何正确评价中国历史文化,如何正确对待西方文化的大争论。《独立评论》对此内容连续作了七期刊载。

  这场影响空前的争论中,胡适成了配角,主角却是寿生。

  寿生向胡适宣战,胡适不仅没有说他的不是,还找他约稿。

  后来,胡适发现他写的小说颇具深度,就打破《独立评论》不登文学作品的惯例,登载了寿生的《新秀才》、《怨声载道》等小说。

  不仅如此,胡适还向主编另外杂 志的沈从文推荐发表寿生的小说。1934年9月,他还写信给文学青年企霞(即后来与丁玲同被打成所谓“丁陈反党集团”的陈企霞),介绍他读寿生的文章。

  在胡适的支持下,寿生不仅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大量的时论文章,还发表了小说10多篇。

  在每次刊发有寿生作品的当期,胡适都会为寿生的作品写下或长或短的“编辑后记”。

  寿生并没有因为胡适对他关爱,就迁就胡适。

  1935年12月9日,寿生也参加了北大的游行和总罢课。

  然而,当他看到胡适发表在大公报《为学生运动进一言》的文章后,被胡适指责学生的行动是“盲从,轻信,武断”,“破坏法律”等语言所激怒。他写了一篇《对学生运动之观感》的文章,矛头直指胡适:

  “现在只有卖国的自由,无爱国的自由!胡适先生奈何不详察事实,竟为奸人作前驱的‘理论’呢?”

  寿生的这篇火药味十足的文章,又是由胡适签发,又是登载在由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上!

  而且,胡适还在“编辑后记”中说:“‘寿生’先生是北大一个‘偷听生’,他两次投考北大,都不曾被取,但他从不怨北大的不公道。

  他爱护北大,也爱护学生运动……”

  对寿生的爱惜和器重,溢于言表。

  1935年元月,胡适南游广西。游玩之中,即景写了一首民歌:

  “相思江上相思岩,相思岩下相思豆。三年结子不嫌迟,一夜相思叫之瘦。”写后自赏,颇为满意。

  回京后,他将这首“民歌”拿出来给寿生点评。

  寿生大笑:“这是什么民歌?这是难得看懂的!既不符合?歌的音节,又不适宜于歌唱。”

  他一边说,一边提笔改成,“相思江上相思岩,相思豆儿靠崖栽,她三年结子不嫌晚,我一夜相思也难挨”!胡适见后,深表叹服。

  于是,二人谈起了以爱情为题材的民歌。哪知道被务川洪渡河滋润的寿生知道很多民歌。如表达男女爱情的,“高高山上一树槐,手爬槐树看郎来,娘问女儿看什么,我看槐花几时开”;描写情女心情的,“送郎送到五里坡,再送五里不为多,再送五里怕人笑,不送五里心难搁”;抨击乡间婚俗陋习的,“十八小姣三岁郎,夜夜都要抱上床,睡在半夜要吃奶,‘我是你妻不是娘!’”

  胡适听了,手舞足蹈。

  他当年写《尝试集》时,便指出白话诗歌“不能不受民歌的影响,文人忍不住要模仿民歌”。

  他鼓动寿生不可浪费这一“宝藏”,应当多多地搜集和整理民歌。

  寿生听从了胡适的话,加入了由胡适任会长的“风谣学会”,成了16名会员之一。

  此后,寿生在《歌谣周刊》上共发表论文3篇,发表原汁原味的歌谣、山歌多首。

  为了让寿生更好地发挥才能,发展他的文学创作,胡适多次向北京大学、商务印书馆等处推荐寿生。可是寿生为了不受约束、自由自在地从事写作,谢绝了胡适的热情帮助。

  “七七事变”后,日寇侵华,北平沦陷,寿生告别了居住8年的北京,辞别了胡适,返回老家贵州务川,隐居农村......解放后,他担任务川县副县长分管文卫工作,1996年病故,享年8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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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秦仁智 文章来源: 贵州旅游在线 点击数: 发布时间: 2018-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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