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守望者谭佛佑:贵州平坝县人，1939 年 7 月出生于甘肃兰州。
九三学社社员。
1942 年随父回到平坝。
1950 年考入平坝中学。
1954 年考取贵阳高级农校，因病休学。
1956 年考入安顺一中高中部。1958年转学贵阳六中。
1959 年毕业后.由贵阳市教育局安排在贵阳六中教务处任职员。
后被保送到贵州省教师进修学校俄语专修班学习俄语。
1960年8月，毕业回六中教俄语。1962 年因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精神，非大学本科生不能在中学任教，于1963 年重新回到小学任教，先后在贵阳市会文小学、实验小学、成都路小学等校任教。
同时，考取贵州省函授学院中文系，坚持业余学习，并坚持业余文艺创作。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决心弃文习史。
1973 年重新调入贵阳市云岩三中任教后，利用教学之余，潜心研习教育理论、中国文化思想史、中国哲学史、贵州历史文化教育等课题，在 《贵州日报》、《深圳特区报》、《贵州文史丛刊》、《天津师大学报》等省内外数十余家报刊发表了《唐代医药学校述略》、《贵州设科与思南田秋》、《明代贵阳学校建置沿革考略》、《李端棻与中国近代最早的高等学府——京师大学堂》、《试论颜元的教育思想》、《论王阳明的教育思想》、《孔子健康教育思想研究》、《夜郎简论》、《论墨子的教育思想》等近百篇文章及论文。
1980 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古人勤奋学习的故事》一书。
后游学杭州大学、复旦大学等六所学府，向陈学洵、张瑞藩等十余位教授、资深学者问学求教。
1981年到威宁石门坎考察教会在少数民族地区如何办学兴教育，继而写成《本世纪初贵州石门坎教会苗民教育述评》一文发表，所得的稿酬全部捐给石门坎学校。
1981年10月调贵州教育学院任教，后被评为教授。
1999 年获曾宪梓高等师范优秀教师奖，并于是年退休。
曾任九三学社贵州省委教育委员、贵州教育学院支社副主委，连任三届全国教育史研究会理事;
现任西南教育史研究会理事长，贵州民族教育研究会、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贵阳王阳明研究会理事。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副理事长。
中国教育家协会常务理事兼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贵州省易经学会名誉会长。
贵州著名教育史专家。
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顾问。
《黔学丛刊》副主编。
《忠孝成山》荣誉主编。
被西南师范大学副校长、知名学者徐仲林赞为教育史研究贵州第一人。
他在教育学院任教期间，开设过《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史》、《贵州地方教育史》等 10 门课程，指导过北师大博士生，西南师大硕士生数人。
他曾两次捐款数千元给教育史研究会作学术活动经费。
他在国内外 28 种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
《贵阳地名故事》七卷中八十余篇。
他在各类刊物发表古诗词近四百首。
曾参与编写《中国教育通史》 ( 第三卷 ) 、《中国教育家评传》 ( 第一卷 )《中国教育管理史》 等拾余部书和主编《中国教育管理制度史》、《中国教育思想通史》、《中国教育史》以及《教育大辞典》 ( 教育史卷 ) 、《中国书院辞典》 ( 任编委 ) 等两部辞书。《中国教育通史》修订版主编第一、二卷(十六卷本)。
1999 年 12 月被聘为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至今。
谭佛佑一头潇洒花白长发，话不遮掩，喜欢直来直去......
他与我的交往源于中华人文三祖文化的研究及贵州文史的探讨......
他做学问的观点始终坚持“三原则”，
也是他做文章原则:
一是绝不人云亦云，必须是前任为耕耘之“处女地”方行“开垦”，否则不做。
二是前人已有著述，如无新的发现，无新的补充，不做。
唯有另辟蹊径，前进一步。
三是对前任的研究成果，如有不同看法或不同观点者，可进行商榷讨论，如认为“有错”可作出详实“考证”以之辨析。
这还是他做人的基本原则。
他总结出:
“人生苦短，学海无涯。虽有‘经师人师’之誉，然多所过誉。”
即使年近耄耋，他这位可敬可爱的文化老人仍觉得“唯学海泛舟，桨声激越。
治学之道，只管埋头耕耘，不问瓮袋收获，置名利于九天之外，而俯仰无愧天地”......
前不久，他给我发了微信说:
先父墓志，已从电脑文件传与君之微信......
谭佛佑曰: 我现将《平坝县志》人物传的一段录于下：
一九二七年八月(蒋介石)受桂系军阀排挤，被迫下野，流亡日本。时谭南杰在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一师司令部任副官主任，积极参与朱绍良、刘宇、胡清安、胡启儒等人发起的“拥蒋复职”运动，参与联络团以上军官集会，并将会议形成的拥蒋复职决议，派人带到日本面呈蒋。他说:近反复回忆，记得先母说过，在兰州时常与朱夫人等官太过从交谊。或可说过朱夫人是遵义名门大家华家的闺秀。是否如实，老朽也拿不准。只是先父与朱，一直是上下致交......
他说:我藏于市井阁楼的书房内挂有一匾额:
“四毋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佛佑老友，嘱书，陈福桐，公元二〇〇八年。”
“‘四毋’取自《论语·子罕》：
毋意者，不主观臆断;
毋必者，不绝对肯定;
毋固者，不固执己见;
毋我者,不唯我独尊。
这是老友所书并赠与我的。”
谭佛佑经常以陆游《书巢》中的景象自比他的这间书房:
“吾室之内，或栖于椟，或陈于前，或枕籍于床，俯仰四顾无非书者。”
至于“书巢”收藏有多少本书?“
那已经数不清了，若以经史子集来归类，前三部都有。”
“乐育英才钦善教，棈藏名迹仰高贤。”
如“书巢”门前的题联中所述的那般......
他说: “年轻时我喜欢文学。”
读书、教书、写书、编书，谭佛佑这一辈子都同读书教育打交道。
他先后在贵阳六中、贵阳市会文小学、实验小学、成都路小学、贵阳云岩三中、贵州教育学院(即今贵州师范学院)等校任教，期间,他一直坚持文艺创作，作品不时见诸报端刊尾......
“文革”中谭佛佑弃文修史，幼时诵读“关关雎鸠”为他读史治学打下基础。
史部、十三经、二十四史、各种通卷、纲卷、断代史他~精研深读。
但在那个物质尚不丰裕的年代，要补充“精神食粮”谈何容易......
“上有老、下有小，负担家用之后，每月31.5元的工资巳所剩无几，有的书想买也没有地方买。”
在他的记忆中，上世纪70年代初期，“读书”真是一种“奢侈”，不少书寻而不得，为了研究，他托人四处寻访:
如10余卷的《王文成公全书》是托贵州大学教授王新邦从贵大图书馆中借来，3卷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是天津师院学报编辑庞宗煜从天津寄来。
为了按期归还，谭佛佑一字一句将原文抄录在笔记本中，如今，他的家中还保存着几十册泛黄的“手抄本”。
因为难得，所以珍惜。
无论是读书还是治学，他都抱有一颗严谨而恭敬之心。
对于他来说，为考据一段历史而追溯整代历史，为了考据一个字而翻遍典籍，是最基本的治学态度。
他的第一篇具有影响力的文章《“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辩异》便是花了两三年时间，对“仕”字正本清源，提出其本来含义：
指从事学习过某种具体活动。
这个字并不专做当官、入官讲，从而对“读书做官论”这一“错案”提出了不同看法，独树一帜......
读万卷书也行万里路。
1980年，谭佛佑以中学教师身份出版了10万字的《古人勤奋学习故事》。
用这本书的稿酬，谭佛佑独自前往杭州大学、复旦大学等6所学府游学，向陈学恂、张瑞藩等教授、学者问学求教。
他为了报恩、回馈社会，自己省吃俭用花近万金，购买《古逸丛书》一套赠送给贵州省文史馆收藏。
自己掏钱购买他本人参与主编的《中国教育通史》(十六卷本)一部，与他任编委编纂的《中国书院辞典》一部赠予给贵阳市乌当区羊昌豫章书院收藏。
谭佛佑说: 我非师范出身，因此想补上教育理论的短板。
他结合自己对历史的研究，逐渐将学问方向聚焦在教育史上，他所撰写的关于先秦诸子中的墨子、管子、庄子、兵家、法家、阴阳、形名、纵横、货殖诸家、汉之杨雄，宋代“荆公新学”，宋明诸子理学、阳明心学等教育思想的研究，皆为国内教育史学研究之首创......
仅《中国教育大系》的《历史文献》卷，全卷五百余万字，他就编写了八十余万言......
纵观谭佛佑的著述，可深深体会到此“三原则”的践行与贯彻。
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
谭佛佑在研究王阳明心学教育思想时，第一个提出“黔中王门”的存在并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
他在国内第一次提出乡贤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对中国近代新教育改革的深刻的影响，具有划时代意义......
对《王阳明年谱》中“主贵阳书院”的表述，谭佛佑在前人提出质疑的基础上，经过他多方探索，首先提出当时贵州并没有“贵阳书院”而席书礼聘王阳明主讲的是“文明书院”......
这些论断和所得出的结论，得到了国内外王学研究者的普遍认可......
网站备案编号：